唐牧師將赴台參加十二月十日 Fireproof Moth 漢文版新書發表會.
張信一牧師 translated the speech script of Rev. Thornberry to be published in the 長老教會公報 in Taiwan
唐培禮牧師(Rev. Milo Thornberry)與其前妻唐秋詩(Judith Thomas)於1965年來台當宣教師，認識了當時被國民黨軟禁的彭明敏教授，他們夫婦幫助彭教授成功地逃出台灣。幾十年來，大家都在猜測彭教授是怎麼逃出去的，大多數的人都以為是美國政府幫他的，沒想到，竟然是他們夫婦。唐牧師最近寫了一本書：【撲火飛蛾】(Fireproof Moth)，述說他們為什麼要冒險幫助彭教授和其他的政治受難者的心路歷程。該書已譯成中文，將於12月10日舉行新書發表會。本文是唐牧師在今年10月8日應柑縣FAPA之邀的演講全文。
良知與勇氣的傳承：彭明敏、謝聰敏和魏廷朝 唐培禮
1965 年美國衛理公會派我到台灣當宣教師，我有點擔憂，因為覺得我好像在逃避當時在美國國內的民權運動，這不只是我要離開什麼，而是我要去的地方。有一天我到美 南衛理大學的圖書館準備應付期末考，我看到了一本書叫「從中國發出的雷聲」(Thunder Out of China)，是Teddy White和 Annalee Jacoby在1946年合著的。我看了出版商所寫介紹這本書的短文，說美國國務院曾想辦法阻止這本書出版。就這樣，我無法放下那本書。 二位作者詳細描述蔣介石政府的貪腐與殘暴，但國務院不要美國人民知道真相。我向我的差會說我願意到東南亞四個講華語的國家當宣教師，台灣是我的最後一個志 願，但我和我前妻秋詩竟被派到台灣。台灣的衛理公會把我「借」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我就在台灣神學院和台南神學院教了四年的教會歷史。
認識彭明敏教授以後，我做了一些不在我做一個宣教師的職責範圍內的事。一位美國宣教士韋禮遜牧師(Don Wilson)， 他當時是長老教會的助理總幹事。1966年夏天，他要回國休假，他想國民黨大概會再允許他入境，所以介紹我們夫婦和彭教授認識。我們真的是一見如故。從此 每禮拜一次，彭教授擺脫了國民黨派來「照顧」他的那些人，來和我們見面，這樣持續了四年。從彭教授口中，我們得知國民黨的腐敗與殘暴，比White和 Jacoby書中所說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開始我們和彭先生提供一些可信的資料給想知道台灣情況的外國友人，這包括學術刊物的文章、台灣人寫的文章，有時也安排他們和彭教授見面。我們夫婦認為我們 不應去影響台灣人對台灣實際情況的看法，但我們認為我們有責任讓更多的美國人了解台灣的實際情形。四年內，我們提供了不少資訊給可信賴的外國朋友。
我有一個95歲 的朋友卡絲德，她幾乎完全失明，她要我把我的書「撲火飛蛾」讀給她聽。她好幾次問我：「您和您的家庭處在那麼危險的環境中，您為什麼不離開？」這本書可做 為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但我可以簡單一點說：「當你交了一些好朋友，你知道他們生活在危險中，幫助他們要比一走了之容易。」
魏廷朝和謝聰敏
彭教授以外，我們還有二位好朋友：魏廷朝和謝聰敏，我們較晚才認識他們。1966年我們認識彭教授時，他們二人還在坐牢。他們是彭教授的學生，在1964年，和彭教授為了要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而被捕。有人說，這是台灣人爭民主的開端。
雖 然我們是兩年後才遇到他們，但他們早就成為我們和彭先生所做的事工的一部分。我們很感佩他們的勇氣與創意，他們從獄中用很薄的紙張，送出了所有政治受難者 的名字，他們的情況以及他們的家庭資訊。我們設法把得到的資訊轉送給國際特赦組織，我們是希望，即使只有一點點曝光，也能對他們的安全有一點助益，外面的 人知道他們的情形。同時，從他們送出來的資訊，我們了解這些政治受難者的家境，於是我們開始設法資助他們。
1968年9月20日，魏廷朝出獄。他出來不到一個禮拜彭教授就帶他來我們家。他不怕獄卒，不向法官低頭的故事很多人知道。他受審判時，他笑法官不敢判他死刑。他要來看我們，我實在有點担心，他會不會很冷酷、很憤世嫉俗？
他跟我們見面時看到我們那二歲半的女兒Elizabeth躲在椅子後面。過一會兒，我們看他坐在地板上和Elizabeth用台語和華語，還用一點客語交談起來。後來他也幫我準備我在神學院的教課，我們經常在一起計劃要怎麼資助政治受難者的家屬。
一年後，1969年，謝聰敏出獄。他也在大約一個禮拜後來我們家。魏廷朝已和他提過資助受難者家屬的事，他說他要馬上開始做這件事，我簡直不敢相信。他剛出獄，馬上就要做這高危險性的事--把我們從國外募到的錢，發放給全島政治受難者的家屬。這在戒嚴法處刑是相當重的，但他和魏廷朝對這種風險一笑置之。他們說因為他們兩人認識這些家屬，也能得到他們的信賴。
資助的工作在一個禮拜內就開始。為了討論事情的方便，我們替他們三個人起了英文名字而不用真姓名。彭教授叫Peter(彼得)、魏廷朝叫Matthew(馬太)、謝聰敏叫Tony(東尼)。
和他們一起所做的事，跟我們當初認識彭教授時的想法相當一致。因為我們夫婦是美國人，我們想，如果被當局察覺，最多是被驅逐出境，而台灣人就不一樣了，他們 的後果可能是下獄、被刑求、甚至處死。因為我們是沒經驗的生手，所以我們決定只跟坐過牢，又有覺悟要付代價的台灣人一起做。在後來的日子，我們所遭遇的， 有時我們覺得我們這二隻「撲火飛蛾」，以為只會被驅逐出境的想法會不會太天真了一點。事實證明，我們的推算沒錯，可悲的是那些和我們共事的台灣朋友，我們的推測也沒有錯。
當我們知道彭教授有可能被暗殺時，我們決定要幫他逃離台灣。他於1970年1月3日打扮成一個嬉皮歌手，從松山機場搭日航到香港轉往瑞典。一直到1990年 代，我們夫婦幫彭先生離開台灣的事公開出來，(我們怎麼做的細節是到2003年才公開)，國民黨、中共和美國國務院都不知道這是我們幹的。之前他們都一直 想知道。
魏和謝都不知道這件事。我們知道國民黨一定會懷疑他們，我們不想增加他們的負擔，這不是我們不信任他們，而是我們知道他們所冒的險已經夠大了。
一 年後，1971年2月3日，我們夫婦被軟禁的前一個禮拜，魏和謝被捉。我們先前所推測和我們在一起的台灣人可能遭遇的，完全正確。他們被捉的十三個月以 後，才被秘密審訊，判刑十五年，後來刑期減半，兩人都慘遭刑求。我們知道他們的受審與刑求，因為謝聰敏設法偷渡一封信給我們，我們把信轉給紐約時報，他們 在1972年4月24日的「讀者投書」登載出來。
他 們第二次出獄後，謝聰敏到南加州住一陣子，魏廷朝則因為1979年12月10日的「美麗島事件」再度被捕，又判了八年徒刑。1987年戒嚴法廢除後，他們 兩人繼續為台灣人民奉獻心力。雖然受被刑求的陰影所苦楚，謝聰敏當立法委員、國策顧問，更不遺餘力地把「白色恐怖」受害者的名單及他們受苦的情形公諸於 世，並持續幫助政治受難者。魏廷朝也一樣，在1997年，他出版了「1949-1996台灣人權報告書」，他成年以後的大半的時因都在牢裡度過。1999 年12月28日，在晨跑時，他那顆愛台灣的心停止跳動，驟然去世。
據我所知，彭教授、魏廷朝和謝聰敏都沒有特別強烈的宗教信仰，但他們卻活出了最崇高基督教所強調的公義與愛心。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我從小就在聽的耶穌的比喻「好撒瑪利亞人」。
1964 年3月27日，我在波士頓準備要去台灣。在「波士頓地球報」讀到一則新聞：「珍諾比斯兇殺案」。那是二個禮拜前發生在紐約皇后區的事，有個女人，珍諾比斯 (Kitty Genovese)在她家們前被殺，兇手持續刺殺她三十分鐘，她大聲呼救，鄰居都聽到，但沒有一個人幫她。直到兇手離去，十分鐘後又回來了 斷她的生命，才有人打電話報警。這個事件當時轟動全美，大家都在問：「為什麼會這樣？」
「旁觀者效應」或「珍諾比斯症候群」成為社會心理現象的名詞，意思是說有人遇到危險，旁邊的人都袖手旁觀、視若無睹。
那時我才到波士頓不久，我可以批評說皇后區珍諾比斯那些鄰居「他們」是多麼可恥、多麼不應該。但是「他們」可能是「我」。我也想到，在那民權運動、反戰運動 最激烈的時候，我要離開美國，我會不會也是「他們」？我並沒有因而留下來，我還是去台灣。當我漸漸瞭解台灣的情況時，我無法瞭解為什麼在台的宣教師、美國 學生、軍人和使館人員，看到國民黨的暴行，聽到台灣人的呼喊，還能無動於衷？這和珍諾比斯的鄰居有什麼差別？
有人告訴我們：「不要忘了你們只是在這個國家作客。」意思是勸告我們不要介入其他國家的政治。這個原則在國際關係可能有點道理，但這只是在保持現狀的原則。 即使國際關係必須有這個原則，這原則本質上還是不符合道德正義的。殘暴的蔣政權能隨心所欲在台灣橫行無阻，就是因為美國政府的撐腰使然。我愛我的國家，我 珍惜教會派我到台灣做宣教的工作，但是我的良知不允許我袖手旁觀。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我們夫婦認為我們是在同意美國政府支持蔣政權。基於我們的信仰，我們選擇有所作為。
我想彭教授、謝聰敏和魏廷朝大概不知道珍諾比斯的事，但他們一定不能忍受她那些鄰居見死不救的態度。我相信他們也會了解幾個禮拜前，在猶他州的一群人，為了搶救一個壓在著火汽車底下的人，冒著他們生命危險，齊力抬起那輛汽車，救出那個人的勇敢與愛心的行為。彭教授他們三個人冒著生命的危險，為的是要幫助、關懷別人。他們的所作所為會傳承下去，我相信他們的良知與勇氣不會落空。台灣、美國，乃至全世界需要這種良知與道德勇氣。
